村口。

老农听完了手撕钢的故事。

他不知道什么叫0.015毫米。

也不知道钢能薄到用手撕。

但他听懂了核心。

“洋人说咱们造不出来。”

“咱们偏造出来了。”

“造出来了洋人的厂子就倒了。”

老农想了想。

“跟种地一个理。”

年轻人已经习惯了老农的“种地哲学”。

“怎么说？”

“以前村里的种子都得从镇上买。”

“镇上的种子贩子坐地起价。”

“你不买也得买。因为你没种子就种不了地。”

“后来村里有个老把式自己琢磨着留了种。”

“花了三年。试了不知道多少回。”

“终于留出了好种子。”

“比镇上的种子还好。”

“从那以后。”

“村里再也不用去镇上买种子了。”

“种子贩子的生意也做不下去了。”

“你猜种子贩子后来怎么着？”

“怎么着？”

“跑来跟老把式说：‘哥，你的种子卖我点儿呗。’”

年轻人笑了。

“跟手撕钢一模一样。”

“可不是嘛。道理从来就没变过。”

老农拍了拍膝盖。

“什么高科技低科技的。到头来就是一句话。”

“你有了人家没有的东西。你就是爷。”

“你没有人家有的东西。你就是孙子。”

“华夏人花了七十年。”

“从孙子变成了爷。”

“不是谁封的。”

“是一锤子一锤子敲出来的。”

某大山。

中年人听完了手撕钢的内容。

嘴角微微动了一下。

那是一种很收敛的笑。

七百一十二次。

一般人听到这个数字会觉得漫长。

但中年人不觉得。

因为他正在做的事，失败的次数比这多得多。

革命本身就是一场连续的失败。

败了再来。

来了再败。

败了再来。

直到成功。

七百一十二次？

太少了。

如果需要，七千一百二十次也干。

七万一千二百次也干。

华夏人就是这脾气。

你说不行。

我偏行。

中年人站起身。

走了几步。

停下来。

说了两个字。

“该有的脾气。”

山城，军事委员会。

常凯申看完了手撕钢的故事。

他的感受跟别人不一样。

别人看到的是华夏人攻克技术难关的骄傲。

他看到的是自己的失败。

他治下的华夏为什么什么都要靠买？

因为他从来没想过自己造。

枪？买花旗国的。

飞机？买花旗国的。

坦克？买花旗国的。

所有的东西都买。

从来没有想过自己造。

因为买比造快。

买来就能用。

造得等。等一年两年三年。

他等不了。

战场上等不了。

权力斗争等不了。

所以买。

一直买。

买到最后。

脖子被捏在卖家手里。

花旗国想给就给。不想给就不给。

给多少给什么价格全是人家说了算。

他常凯申什么都说了不算。

但对面那帮人不一样。

对面那帮人的逻辑是：你不卖，我自己造。

造不出来？失败了再造。

七百一十二次不行就七百一十三次。

直到造出来为止。

这种死磕的劲头他没有。

他的阵营里没有人有。

因为他的阵营里所有人都在想怎么赚快钱。

没有人愿意花两年时间去搞一个可能失败的东西。

这就是差距。

根子上的差距。

常凯申又闭上了眼睛。

白宫。

轮椅男人看完了手撕钢的故事。

他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细节上。

七百一十二次。

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数字。

这是一种精神。

一种他在花旗国很少见到的精神。

花旗国的企业如果连续失败五十次就会放弃。

因为投资人不答应。

股东不答应。

董事会不答应。

五十次失败？换个项目吧。这个不赚钱。

但华夏的那家钢厂失败了七百一十一次。

没有放弃。

第七百一十二次成功了。

在花旗国的商业逻辑里，这是不可能的。

没有投资人会允许七百一十一次连续失败。

但华夏做到了。

因为华夏的逻辑跟花旗国不一样。

华夏的逻辑里有一种花旗国没有的东西。

叫做“必须做到”。

不是“如果赚钱就做”。

是“不管赔多少都要做”。

因为这是脖子上的手。

不掰断就永远被人掐着。

所以必须做到。

不计代价。

轮椅男人的手指敲了两下扶手。

“这种对手是没法用经济手段打垮的。”

他低声说。

“你封锁他。他自己造。”

“你涨价。他自己造。”

“你说一百年也造不出来。他三年就出来了。”

“然后把你的价格打到地板上。”

“这不是在做生意。”

“这是在打仗。”

“一种花旗国完全不会打的仗。”

东瀛，皇宫。

矮小的男人对手撕钢这个话题没有太多感触。

大东瀛帝国的工业也曾经很强。

钢铁。汽车。电子。

但他注意到了一件事。

之前天幕说过，东瀛排队买华夏的电动汽车。

现在又说华夏造出了手撕钢把西方企业打垮了。

每一次天幕提到工业。

华夏都在往上走。

西方都在往下掉。

东瀛在哪里？

天幕提都没提。

一次都没提。

不是因为东瀛不存在。

是因为东瀛在七十年后的工业竞争里已经不是对手了。

连被提一嘴的资格都没有。

矮小的男人深吸了一口气。

这种“连提都不被提”的感觉。

比被骂还难受。

光幕暗去了。

太行山上的天已经过了正午。

太阳开始往西偏。

院子里的战士们三三两两地坐着。

没有人去休息。

虽然已经看了很长时间的天幕。

但没有人觉得累。

李云龙蹲在墙根底下。

枪靠在肩上。

他在想两件事。

第一件。铁轨。

花旗国的铁轨烂得火车翻了。

华夏的铁轨精确到硬币立不倒。

第二件。钢。

西方的钢按克卖卡华夏脖子。

华夏自己造出来了。

还把价格打成了白菜价。

这两件事看起来不一样。

但本质上是一样的。

都是“用不用心”的问题。

用心了。铁轨就精确到毫米。硬币就立不倒。

不用心了。铁轨就烂得火车翻了。毒气罩着老百姓。

用心了。失败七百一十一次也不放弃。最终造出来了。

不用心了。买现成的。花钱了事。脖子被人掐着一辈子。

用心。

这两个字听起来简单。

做起来是拿命换的。

那些深夜趴在铁轨上查裂缝的工人。

那些失败了七百一十一次还站在轧钢机旁边的师傅。

都是用心的人。

都是拿命换的。

跟他李云龙在战场上拿命换一样。

方式不同。

心一样。

“老伙计。”

李云龙低头看了看怀里的枪。

“你知道吗。”

“七十年后的华夏人。”

“把钢造到头发丝的六分之一那么薄。”

“把铁轨修到硬币立不倒那么平。”

“这帮人跟咱们一样。”

“都是犟种。”

“都是死磕到底的犟种。”

赵刚靠在旁边的墙上。

听到了这句话。

微微笑了。

“犟种”这个词用在这里。

不是骂人。

是最高的夸奖。

华夏之所以能从1942年走到七十年后。

不是因为聪明。

不是因为幸运。

是因为犟。

足够犟。

犟到失败七百一十一次也不松手。

犟到把铁轨修到全世界最平。

犟到把手撕钢的价格打成白菜价。

犟到把所有说“你不行”的人的脸打肿。

这种犟。

是华夏人骨子里的东西。

从太行山上啃窝窝头打鬼子的时候就有。

七十年后依然有。

从来没变过。

赵刚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。

不是因为起雾。

是因为想把世界看得更清楚一些。

看清楚七十年后的华夏为什么那么强。

答案不在导弹里。

不在航母里。

不在原子弹里。

在那个老师傅的手里。

在深夜铁路上趴着查裂缝的工人手里。

在失败了七百一十一次还不松手的犟劲里。

在每一个不服输不认命不停下的华夏人心里。

这才是华夏真正的力量。

不是钢铁。

是打钢铁的人。

村口。

老农蹲在那里。

太阳照在他身上。

暖和的。

他眯着眼。

嘴里嘟囔着什么。

年轻人凑过去听了听。

“七百一十二......”

“七百一十二......”

老农在数这个数。

数了好几遍。

然后点了点头。

“行。”

“就这脾气。”

“不服就干。干到服为止。”

“华夏人就得有这脾气。”

“没这脾气活不下去。”

太行山的风吹过村口。

吹过老农花白的头发。

吹过院子里的战士们。

吹过整个1942年的太行山。

风里面带着什么？

带着铁锈味。

带着硝烟味。

带着窝窝头的焦糊味。

带着这个时代特有的苦味。

但也带着另一种味道。

从七十年后飘过来的。

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。

像钢铁被打磨到极致时散发出的冷光的味道。

像高铁以三百五十公里时速掠过大地时空气被撕裂的味道。

像一枚硬币稳稳立在窗台上纹丝不动的味道。

那是未来的味道。

是好日子的味道。

是“你说我不行我偏行给你看”的味道。

1942年的华夏闻到了。

闻到了就不会忘。

不会忘就会一直走下去。

一直走。

一直走。

走到七百一十二次。

走到硬币立而不倒。

走到全世界都来敲华夏的门。

说一句。

“求你卖我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