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恩来是中国**第一代领导人中的重要成员，他参与了陈独秀、瞿秋白、王明、博古、张闻天、**等历代领导集体的工作，这中间党内也曾出现不少派别，但他始终以党的利益为重，保持光明磊落的人格，不结党不营私。

笔者在《大无大有周恩来》一文中专有这样一节讲他的

“党而不私”：列宁讲：人是分为阶级的，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，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。

大概有人类就有党，除政党外还有朋党、乡党等小党。**同志就提到过党外有党，党内有派。

同好者为党，同利者为党，在私有制的基础上，结党为了营私，党成了求权、求荣、求利的工具。

项羽、刘邦为楚汉两党，汉党胜，建刘汉王朝，三国演义就是曹、孙、刘三党演义。

朱元璋结党扯旗，他的对立面除元政权这个执政党外，还有张士诚、陈友谅各在野党，结果朱党胜而建朱明王朝。

只有**成立以后才宣布，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，除了人民利益，国家民族利益，党无私利，党员个人无私求。

无数如白求恩、张思德、雷锋、焦裕禄这样的基层党员，都做到了入党无私，在党无私。

但是当身处要位甚至领袖之位，权握一国之财，而要私无一点，利无一分，却是最难最难的。

权用于私，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，失之毫厘差以千里，做无私的战士易，做无私的官难，做无私的大官更难。

像总理这样军政大权在握的人，权力的砝码已经可以使他左偏则个人为党所用，右偏则党为个人所私，或可为党员，或可为党阀了。

王明、张国焘不都成了党阀吗?而总理的可贵正在党而不私。…………如果说总理要借在党的力量谋大私，闹独立，闹分裂，篡权的话，他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，更好的条件。

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，消除了党内的多次磨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。

五十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。第一次是红军长征时，这时周恩来身兼五职，是中央三人团(博古、李德、周恩来)成员之一；中央政治局常委、书记处书记、军委副主席、红军总政委。

在遵义会议上，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、李德争吵，把**请了回来。

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(彻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风以后)，红一、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。

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，是个实力派。有枪就要权，不给权就翻脸，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。

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。红军总算统一，得以顺利北进，扎根陕北。

第二次是

“大跃进”和三年困难时期。一九五七年年底，冒进情绪明显抬头，周恩来、**、陈云等提出反冒进，**大怒，说不是冒进，是跃进，并多次让周恩来检讨，甚至说到党的分裂。

周恩来立即站出将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，几乎逢会就检讨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保住党的团结，保住一批如陈云、**等有正确经济思想的干部，留得青山在，为党渡危机。

而在他修订规划时，又小心地坚持原则，实事求是。他藏而不露地将

“十五年赶上英国”，改为

“十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”，加了九个字。将

“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”一句删去了

“或者更短的时间内”八个字，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**个字，果然，一年以后，经济凋敝，**说：国难思良将，家贫思贤妻，搞经济还得靠恩来、陈云，多亏恩来给我们留下三年余地。

第三次是

“文革”中，**骗取了**信任。这时作为二把手的周恩来再次让出了自己的位置。

他这个当年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，毕恭毕敬地向他当年的学生，现在的副统帅请示汇报，在**城楼上、在大会堂等公众场合为之领坐引路。

**的威望，或者就以他当时的投机表现、身体状况，总理自然知道他是不配接这个班的，但主席同意了，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，他只有服从。

果然，九大之后只有两年多，**自我爆炸，总理连夜坐镇大会堂，弹指一挥，将其余党一网打尽，为国为党再定乾坤。

让也总理，争也总理，一屈一伸又弥合了一次分裂。第四次，**事件之后总理威信已到绝高之境，但

“四人帮”的篡权阴谋也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。这时已经不是拯救党的分裂，而是拯救党的危亡了，总理自知身染绝症，一病难起，于是他在抓紧寻找接班人，寻找可以接替他与

“四人帮”抗衡的人物，他找到了邓小平。一九七四年十二月，他不顾危病在身飞到韶山与**商量邓小平的任职。

小平一出山，双方就展开拉据战，这时总理躺在医院里，就像诸葛亮当年卧病军帐之中，仍侧耳静听着帐外的金戈铁马声。

“四人帮”唯一忌惮的就是周恩来还在世。当时主席病重，全党的安危系于周恩来一身，他生命延缓一分钟，党的统一就能维持一分钟。

他躺在床上，像手中没有了弹药的战士，只能以重病之躯扑上去堵枪眼了。

癌症折磨得他消瘦、发烧，常处在如针刺刀割般的疼痛中，后来连大剂量的镇痛、麻醉药都不起作用。

但是他忍着，他知道多坚持一分钟，党的希望就多一分。因为人民正在觉醒，叶帅他们正在组织反击。

他已到弥留之际，当他清醒过来时，对身边的人员说：“你去给中央打一个电话，中央让我活几天，我就活几天!”就这样一直撑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。

当时消息还未正式公布，但群众一看医院内外的动静就猜出大事不好。

这天总理的保健医生外出办事，一个熟人拦住问：“是不是总理出事了，真的吗?”他不敢回答，稍一迟疑，对方转身就走，边走边哭，终于放声大哭起来。

九个月后，百姓心中的这股怨气，一举掀翻了

“四人帮”。总理在死后又一次救了党。